纵论青年领袖和上一代领袖相比的特质

　　许如远：刚才他们几位都谈到了92年的南巡和文革期间，很多人好奇，把你们放到青年领袖堆里，是因为我们有老年领袖和少年领袖，你们都渡过了青少年时期，在开放中上了大学，包括去了美国，有没有这一代人当中的特质，包括商业当中，比你们年长的，张瑞敏、柳传志他们，你们觉得你们跟他们的特质是不是有区别？是不是真的有那种个人主义精神的觉醒之类的东西吗？

　　袁岳：我觉得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个是开始用新词描绘旧事物，或者说这一代人跟六十年代人、七十年代人、八十年代人的区别，很重要的是六十年代人更注重整合，用新的概念、新的思维整合原有的资源。当然比较少的革命性的、颠覆性的语言。八十年代，今天我们大部分的词都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人传出来的，对我们来说也可以用，因为是整合一代，可以接受。跟七十年代的人相比较，七十年代相对而言建设性会比较弱一些，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在座的大部分人做事情大概是二十八九岁，或者三十岁以后。用整合这个概念，表明六十年代的人不是革命派，起码不是既得利益的维护派，我看他是有追求，有一定的成就，同时又希望通过打破现在的秩序或者改变现在的秩序，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进步的人。另外，六十年代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六十年代都有相对苦难的童年，体会过艰辛，所以有平民主义情结，故事讲到最后会讲一些社会责任。这种话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就不太多了，再老一代人就直接把这个当主题来讲，所以基本上符合温家宝总理这一届政府提到的平衡的观念。这一点来说，六十年代人无论在管理的价值观，中间不见得会涌现更多新的领袖了，因为有社会职业条件的限制，但是八十年代人、和七十年代人提供更多的土壤和作为环境的条件。

　　汪潮涌：我认为，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批人，有承上启下的责任感。对上面，有自己父母的一辈，经过了抗战，经过了国内的内战，经过了大跃进，经过了文革，经过了很多的磨难，有很多的责任感。他们老去以后，在我们这一代人获得的成就里去补偿他们，这是一种感觉。

　　第二种感觉，对下一代，我们的孩子还比较小，比如我们的侄儿、侄女们都成长起来，考虑留学，上大学，我们就会多分出一些精力来关心他们的成长，因为我们的年龄比他们的父母更接近他们，对下一代有呵护之情，所以我说刚好是承上启下的角色。

　　苗鸿冰：我同意汪总的意见，我的感受，这一代企业家里来讲是最苦的一代。从国有体制改革过程中，在年轻的时候，受过党和政府的正规的教育，而且他们经历了计划经济的过程，对经济的介入是慢慢进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大学毕业很多冲动就来了，就下了海了，像小平同志讲的，摸着石头过河，而且摸不着怎么办？摸大了怎么办？都是有很多的问题。这一代人是市场经济的试验品，也是开拓者，摸对了就过去了，摸不对就过不去。这一代人到了中年以后，心力交瘁，包括我自己有时候都怀疑自己的身体状况，可能有一天，这一代的人寿命比较短，因为太过努力在干，而且承受的压力是和上一辈企业家和未来的企业家承担的压力不一样的，这一批人可能要自我珍重，这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包括自己做事情的规范，包括自己做事情的勤奋，包括市场规则的制定，既是制定者又是带头执行者，所以这一代企业家自己珍重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

　　赵民：现在这批人的特征有三多三少，第一多是胆小怕事多。一个人的个性，根本上来说，受到最大影响的不是学校，也不是公司，更不是论坛，最大的影响是家庭。当我们15岁以前的时候，都是改革开放之前或者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所有的家庭都害怕政治风险，害怕社会治安的风险，所以对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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